第1552章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上)
第1552章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上)
“诓他?”王锡爵呵呵一笑,摆手道:“元辅可莫要随意给我扣帽子呀,我哪里是诓他了?现在这会儿,他去接手高日新必定会放出来的厂卫之权,皇上只会赞他体谅圣意,对他格外高看一眼,又不会怪责他什么,我这怎么就是诓他了呢?”
申时行佯瞪了他一眼,道:“都这般时候了,元驭兄还在说笑!高日新此番又不会倒,他要做的无非是以退为进。以他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只要他做出这般举动,我料皇上不仅会疑心尽去,将来对高日新的宠信还会更上一层楼。
虽说此情此景之下,我等若是手段高明一些,抓住这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机,的确可以从中得点好处,但似元驭兄‘指点’张诚这厮的说法,什么‘大可以放手施为’,那不是教他找死么?无非是晚死一点,不至于当场暴毙罢了。”
王锡爵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眉头微微一挑:“那又如何呢?这些阉竖啊,都是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鼠目寸光之辈……元辅你方才没看见他那般模样么?”
他说到此处,傲然一笑:“天下之事,自有我辈君子操持才得长久,这些个阉竖,他们只会坏事罢了。不客气的说,高日新虽然激进,虽然有时候立场太过滑头,但他好歹是个能办事的,纵有一些私心,也还在情理之中。
可是,如张诚这般阉竖,他们心中毫无半点公义,一门心思都只是为了私利,若真让他掌了内廷大权,让皇上对他信任有加,将来必定成为我辈朝中君子之大敌——这阉竖之祸,那可比什么党争都更糟糕。”
王锡爵这么一说,申时行就明白他的想法了。诚然,高务实如今权势太盛,气势也太高,是心学派当前之大敌,可是即便退一万步说,实学派总还是文官派系,在同为文官的王锡爵眼中,再糟糕也总比阉党强。
前者好歹还是内部矛盾,后者却几乎就上升到阶级矛盾的地步了——什么是阉党啊?大明朝的阉党实际上便是皇党啊!
皇权和代表文官的相权争了这么多年,近些年才渐渐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尤其是高拱、郭朴辅政当今天子的少年时期那段时间,相权才真正有些相权的意思。
但以申时行、王锡爵之智,当然知道这种相权并不稳定,它实际上是依靠天子年少才取得的,而并非是相权本身到达了那般程度。
大明朝的内阁辅臣号称阁老、相公,可那哪里称得上一个“相”字!
从政治权力而言,宰相制度下的宰相地位何等崇高,汉唐之宰相,甚至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宋代以前的宰相面君议事,皇帝还必须要赐座给他,此所谓“宰相坐而论道”是也。
赵匡胤与弟弟赵匡义两帝采取了措施削弱相权,先是把“坐而论道”的“座”给撤了,到了大明开国朱元璋登基后,更是借着胡惟庸一案对相权予以不遗余力地压制。
在胡惟庸一案爆发之前,明初宰相府不仅是朝廷的一级正式官署,而且具有许多法定的政治权力,它直接管辖朝廷负责行政的六部,向他们发号施令;而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宰相汇报和请示,甚至有些事情连皇帝也不一定知道。
可是正因如此,在朱元璋看来,这种相权是对君权的一种侵夺,完全不能容忍,故在胡惟庸案之后的洪武十三年便废除了宰相一职及其所属衙门。
而与宰相的权势相比,阁臣简直不敢望其项背。宰相制下的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而自永乐时,皇帝早已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攥在手里,行政执行权则交给六部,而议政权则分给了内阁。
内阁参与朝议或讨论国家大事,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决策,因此说来,它从法律意义上无非是皇帝的顶级幕僚团和一个参议机构罢了。
内阁不仅政治权力严重不如宰相,从行政级别来看也差了十万八千里。过去的宰相往往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数是正一品,偶尔例外也是从一品,乃是正儿八经的顶级官员。
而阁臣的行政级别压根儿上不了台面,如朱棣统治初期任命的七位阁臣,品秩最高的是大才子解缙,入阁前他是六品,入阁后升了点,但也不过五品。换句话说如果外放地方,大致不过相当于一个知府的行政级别。
这七人中位居末位的是胡俨,入阁前仅仅从七品,连一个县太爷都不如。他们直接为皇帝办事,介于皇帝与六部尚书之间,而他们的行政级别反而不如六部长官——这当然毫无疑问,尚书与侍郎一般是正二品、从二品,至少也是正三品。
对此,《明史》里的评价相当到位:“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所以到了后来,因为阁臣的实际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于是为了提高阁臣的品秩而又不破坏传统,皇帝只好让阁臣做兼职。
最常见的做法是先任命某个将要入阁的大臣为礼部尚书或侍郎,亦或者吏部侍郎,再冠以“某殿某阁大学士”的名头,这样一来阁臣的行政级别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变通之法,并不是什么固定规制,顶多算是“潜规则”,而直到明朝灭亡,内阁阁臣的行政级别都极其不稳定。更何况一旦不看那变通之法,则“某殿某阁大学士”本身始终都是品级很低的。
但是除此之外,宰相和阁臣还有一条更关键的差别,那就是从其配套的行政官署来看,宰相往往有自己的正式办公场所与发号施令的机构:宰相府或丞相府。
在过去,比如唐代,文散官的最高官阶叫做“开府仪同三司”,这一条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专给宰相的加衔。而这,也正是明代阁臣远不及前代的一点——没有“开府”并且“仪同三司”的权力和地位。
什么叫开府?就是这个人有自己专门的官衙作为办公地点,而仪同三司则是明确规定他开的官衙,地位等同于三司。
何为三司?三公三师就是所谓“三司”。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师。
所以“开府仪同三司”意味着此人的地位就是“三司”这个级别,而大明没有这个说法,因此三公三师也好,还包括三孤三少等,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赐予的加衔——朕没有赐予,那你们就慢慢混,慢慢升吧,别指望朕一次给你们“仪同三司”。
宰相开府不仅是“仪同三司”的地位很重要,更要紧的是相府里有许多属僚——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而内阁阁臣就没这个待遇,一般他们在某殿或某阁办公,手下只有几个管理卷宗、抄抄写写的文书,相比宰相而言,那是寒酸到了极点。
更何况宰相开府还有一个更大的直接权力,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开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权,在某些朝代如秦、汉、魏晋等时期,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绝大多数官员。
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却是对宰相负责的。
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那么激烈、那么不可调和,其实原因就在于此。
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矛盾当然就产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复古”的传统。因此,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根本不可调和,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
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经权有变”罢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
他刚才一听张诚那个“我辈”就勃然作色,要不是申时行连忙打眼色给他,差点就要当场发作,也正是因此。
我堂堂文人君子,会跟你一个阉竖是“我辈”?你这残缺不全、畜生一样的东西,也配和我这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相提并论?
这就是王锡爵的思想,同样也是申时行的心底所想,无非王锡爵脾气更刚直,而申时行更阴柔罢了,本质上并无区别。
因此王锡爵如此一说,申时行便只好叹息一声,道:“阉竖自是不足与谋,只是眼下实学势大,我辈一时之间也只好含垢忍辱、相忍为国了。可元驭兄这样一说,万一高日新尚未真正‘飞鹰折翅、猛虎落牙’,而张诚却反而倒在了他前头,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元辅此说自然是老成谋国之言,锡爵自然深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等才尤其需要牢牢抓住此次机会,趁高日新被迫放权之机悄然掌握大势,把之前的颓势扳回来,否则下头的晚辈弟子们继续颓唐下去,将来再想挽回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锡爵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故意让张诚这阉竖在前头冲锋陷阵,而我等只要隐于其身后,悄悄拿回这些权力便好。倘若高日新被张诚闹得心头火起,待时局平稳之后,先把矛头对准张诚,那就更是我辈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了。”
他的意思申时行其实早已明白过来,无非就是把张诚当炮灰,去吸引高务实的仇恨和火力。高务实当前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便还击,正是心学派悄悄“扳回大势”的好机会。
而等到他能还击之时,一旦把炮口对准张诚,张诚肯定也不会傻傻的坐以待毙,就算最终斗不过高务实——这在申时行眼中几乎是肯定的——但怎么说也还能挣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同样也是心学派可以利用的机会。
虽说王锡爵这样做,按照一般的是非观来讲的确有些不折手段了,但申时行毕竟也觉得“阉竖不足与谋”,张诚与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同道中人,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含垢忍辱、相忍为国嘛,这又不是贬义词。
他轻轻叹息一声,却沉沉点头,道:“也是难为元驭兄了……就这样吧。”
王锡爵知道他会同意,闻言并不意外,只是颔首道:“张诚这厮再如何冲锋陷阵,眼下也顶多只能顾得到厂卫那一块儿,对于铨务,以他如今之地位和权势,必定还插不上手。此正我辈之机会,元辅对此可有什么成案?”
申时行不是高拱,不以善断著称,但他一贯善于倾听意见,因此王锡爵这样一说,他很自然地便答道:“正要请教元驭兄高见。”
“嗯……”王锡爵沉吟片刻,缓缓道:“愚意以为,眼下最关键的是高日新放权吏部到底会如何去放。他本人并非天官,杨无棣作为傀儡虽然畏其权势威望,但毕竟不是正经的实学派官员,更不是高、郭二公之门生弟子,并不一定连退位去职这样的事也完全听高日新摆布。”
申时行问道:“元驭兄的意思是说,若高日新强命杨无棣自请去职,则杨无棣不仅可能抗命,甚至可能和高日新发生冲突?”
“抗命倒有可能,但若说冲突则恐怕还不至于。”王锡爵皱眉道:“我看杨无棣应该没这么大的胆量……虽然昔日高、郭二公的不少门生已经重任一方,但也还有不少仍旧在都察院中,甚至高日新的同年也有一些正在都察院任职御史者。
杨无棣自掌铨以来,因为事事皆依高日新所决,已然素望大损。倘若为辞官一事又和高日新产生冲突,则必为实学派言官攻讧,说他恋栈权位,更失颜面。是以愚意以为,他或许会在推荐继任之事上恶心高日新一番。”
申时行心中一动,问道:“元驭兄是说,他或许会推荐我心学门人继任天官?”
王锡爵沉吟道:“这种可能不好排除,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高日新的处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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