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

我们上一章谈到了万历皇帝个人所谓的酒色财气的问题。而由“国本之争”引发的党争的问题、矿监税使的问题、“三大征”的问题、女真崛起的问题，都是在万历时期出现的。这些问题，万历皇帝如果处理得好，明朝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处理好。

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许多朋友和我有过交流，我也到网上浏览过各种信息，发现有很多种观点。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是这些：有认为是亡于宦官的，也有认为是亡于文官的；有认为是亡于党争的，也有认为是亡于“国本之争”的；有认为是亡于矿监税使的，也有认为是亡于“三大征”的。当然，也有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认为是亡于万历本人惰政的，以及认为是亡于崇祯皇帝个人能力有限的。

本章我们来讨论一下明朝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

明朝的国家制度呈现出“双轨制”的特点：明朝有一套文官系统，负责管理国家事务；又有一套宦官系统，其中的机构设置几乎和文官的系统对等，也就是说外廷有什么文官机构，内廷就有什么机构与之对应，所以明朝的宦官系统非常庞大。我将其称为“以内制外”，这是明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

随着政权、国家及君主制的出现，宦官群体出现了。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往往认为，宦官是中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群体之一，但实际上，宦官里也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比如明朝的郑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航海壮举，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在这以后，一直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远航到亚丁湾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国海军才又一次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当然，这两次之间还有一次，晚清时期，清政府到欧洲买船时，海军曾渡过印度洋。但那一次只是路过，而不是去办事。

东汉时期的宦官很猖獗，但是其中出了一个蔡伦，他改进了造纸术，发明了“蔡侯纸”，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美国一个跨行做历史研究的天文学博士曾写过一本畅销书，《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蔡伦不但被收录其中，排列的位置还很靠前，仅次于孔子——孔子排在第五，蔡伦排在第七。所以说，中国历史上也出了很多伟大的宦官。某种意义上，受了腐刑的司马迁也是宦官，但是他并没有在宫廷里服役，所以不能算在内。

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是东汉。东汉第一代皇帝是汉光武帝，他是一位伟大的帝王。汉光武帝之后是汉明帝和汉章帝。汉章帝死得早，他儿子汉和帝继位时年龄很小。从汉和帝开始，几乎后来所有的东汉皇帝都是幼年（充其量是少年）继位，有些继位时甚至还在襁褓中。这样一来，皇帝的母亲就要听政，而他们的母亲都还只是少妇。小皇帝如果是三岁，他母亲充其量只有二十多岁；小皇帝如果是八岁，他母亲充其量也只有三十岁。她们没有政治经验，不会理政，只能靠她们的哥哥、父亲乃至祖父。所以，从汉和帝时期开始，东汉就出现了外戚专权的情况。皇帝逐渐长大，开始想要亲政，但是他的母亲、舅舅、外公都无视他的成长，继续把他当小孩子看，绝对不放权力。皇帝都是有个性的，也都是受过教育的，随着年龄增长，就想要从外戚手中夺权。夺权靠谁？母亲家靠不住，父亲家已经被隔离，而文官一般依附于外戚，甚至可以说，外戚就是文官的首脑。最后皇帝只有依靠宦官，依靠那些从小陪他吃喝玩乐，陪他长大，陪他学习，甚至已经被他当作好朋友的宦官。皇帝和宦官要夺权，外戚不给，于是就会发生宫廷政变，皇帝得以铲除外戚。皇帝掌权之后，他继续依靠宦官，所以就出现了宦官专权的情况。

然而，夺权不久皇帝又死去了，继位的又是个小皇帝，又变回了外戚专权的局面。所以东汉循环往复，六个外戚家族先后专权，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此，也就一定有六次铲除外戚的斗争和斗争后重新出现的宦官专权局面。宦官专权以后，许多和外戚有关系的正派人士也受到打击，后来的“党锢之祸”就是如此。一直到袁绍进京，才把宦官全部杀掉，但东汉也就亡了。东汉后期，宦官成为皇帝的保护神，有宦官在才有皇帝，如果没有宦官，皇帝也不复存在。

第二个是唐朝。唐朝的问题出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前期，官员和汉朝的官员一样，都是“出将入相”的——到外地特别是边境地区，就成为将领，回到京师，就成为宰相或其他文官。这样一来，唐朝大臣，特别是边境的大臣权力就比较大。“安史之乱”爆发后，皇帝意识到原本受信任的安禄山、哥舒翰都是少数民族，其他大臣中虽然有汉人，但也不受信任，于是皇帝派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很大。“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安禄山、史思明的军队攻打长安的门户潼关，哥舒翰固守潼关，在前线监军的宦官逼迫他出击，才导致哥舒翰战败被俘。“安史之乱”后，宦官监军在唐朝变成了一种惯例。特别是在唐肃宗继位以后，宦官开始掌握军权、处理军机，所以唐朝后期管军事的枢密使都由宦官担任。而唐朝最厉害的御林军——神策军也掌控在宦官手中。唐朝宦官此时可以废立天子，也可以进退宰相。

唐朝有一个著名的官员叫李德裕，他在淮南做节度使的时候，听说监军的宦官要回京做枢密使，就送给了他很多的钱财。后来这个宦官没走成，就要把钱财退回给李德裕。李德裕说：“我们之间是好朋友的关系。我送你礼物，不是因为你要升官，即使你不升官，我们也是好朋友，所以不会收回礼物。”这个宦官很感动。过了若干年，这个宦官果真去长安做了枢密使，于是才有了李德裕进京做宰相的后文。可见，有时候宦官跟文官的关系也很密切。

第三个就是明朝。无论是汉还是唐，宦官专权都是在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发生的。但明朝不是这样，明朝的宦官是国家机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已经融入明朝的国家机器了。

我在前面说过，明朝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轨制”，即外廷的文官有什么衙门，内廷的宦官也一定有相应的衙门。比如，废除宰相以后，外廷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是内阁，然后是六部中的吏部尚书；内廷则有司礼监，它可以对应外廷的内阁和吏部。明太祖在位时就已经设立了全套的宦官机构。明朝人以及明史研究人员把明朝的宦官机构称为“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实际上，除了这二十四衙门以外，还有很多的库、馆等。

明朝的宦官衙门系统极其庞大。内廷第一监是司礼监。司礼监本来不是十二监的第一监，原来的第一监是内官监，后来随着司礼监权力的扩大，司礼监成了内廷的第一监。其中有掌印太监、提督太监、秉笔太监，而秉笔太监还分第一人、第二人，等等。另外还有提督东厂太监、提督军营司礼太监。虽然外廷的内阁以票拟来掌握国家大事的处理权，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命，但内阁和吏部的系统加在一起，都不一定能够和司礼监抗衡。明朝人说司礼监和内阁是“对柄机要”，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远远没有概括司礼监的全部功能。

我们来看看在这种“双轨制”之下，明朝的国家大事是如何决策的。明朝在形成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的运作模式以后，所有的地方事务都要相应地报告给中央的六部和都察院，然后六部和都察院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由文书房直达御前。皇帝将这些意见交给内阁处理，内阁根据祖宗法度、圣贤道理和实际情况进行票拟，即用黑笔字代表皇帝进行批示，批完了以后要交回去，皇帝再交给司礼监的宦官批红。一般来说，对于国家大事，内阁怎么处理，司礼监就怎么照抄，但不是作为司礼监来抄，而是代表皇帝用红笔照抄，抄好了以后把它发到六科，这就是圣旨了。明朝不仅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处理国家大事；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负责稽查六部百司之事。每一科的掌印长官都给事中仅有七品，而一般的左右给事中都是从七品。这是以七品官来对二品衙门（六部）的事务进行批驳，同时对皇帝的诏令也进行封驳。

皇帝通过司礼监的批红而下达的诏令分为两种：一种是处理各种事务的批文，一种是针对不同事情下达的圣旨。无论哪种，都得到六科进行审批。如果六科觉得这些诏令不符合祖宗法度，不符合圣贤道理，尤其是不符合当下形势，就可以把它们驳回。嘉靖皇帝即位之初，下的若干道手谕都曾被六科驳回，把皇帝气得要命。明朝的办事程序就是如此。

很多人以为司礼监和内阁是对抗关系，那就错了，它们是合作关系，是皇帝的左右手，一只手票拟，一只手批红。而且，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在内廷设立了内书堂，专门教导小宦官读书识字。后来这些宦官大多进入了司礼监和文书房。至于内书堂的老师，则都出自翰林院，后来不少进入内阁。所以，司礼监的宦官多为大学士们的学生。

很多研究者只看到明太祖立过铁牌，规定过宦官不得干预政务，直到明英宗时王振专权后，铁牌才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内书堂培养出来的宦官，就是用来干政的，那这个铁牌保得住吗？

我在《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中专门讨论过相关问题。明代司礼监的宦官是有文化的宦官，文化程度甚至不比外廷的文官差。因为他们的老师比外廷文官习举业时的老师资历更高，宦官是翰林院的这些官员教出来的。他们跟内阁大学士之间有师生之谊。即使没有师生之谊，他们在传统教育的熏陶下，也有共同的理念——他们是共同为明朝服务的，是共同为治国安民服务的。

所以，明朝的司礼监和内阁之间首先是合作关系。当然，各种利益、瓜葛会造成矛盾冲突，不过矛盾不一定发生在宦官和文官之间，而是发生在这一批宦官和文官与另外一批宦官和文官之间。

比如万历年间，张居正和宦官冯保的关系好，高拱和宦官李芳、“大侠”邵芳的关系很好，他们间的斗争都是有内线、外线的，斗争的壁垒有时候并不分明。甚至可以说，明朝外廷的文官要办事，非得要有内廷的宦官支持不可，否则办不好。

举个例子，宣德年间，由于苏松重赋，又发生水灾，造成苏南地区出现很多问题，于是明宣宗派巡抚去解决流民、税收和地方治安问题。派到应天府的南直隶巡抚是江西吉水人周忱。

周忱在永乐年间进入翰林院，以庶吉士身份学习。他和苏州知府况钟一道，把整个苏松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认为他是个人才。有一次他派人把江南的漕粮送到北京去，有官员回来说运漕粮的船遇到风浪翻了，所以漕粮没了。周忱把日记打开，说：“某年某月某日，万里无云，怎么来的风浪？”所以骗不到他。但是在后来王振被抄家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周忱给王振写的一封信，自称“徒孙”，而且王振家里的地毯全是周忱送的，尺寸大小丝毫不差。既然这样，该如何评价周忱？

所以在明朝，外廷的文官和内廷的宦官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的，他们共同为皇帝、为大明服务。

当然，宦官也有很多不好的影响。他们确实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一批人更是臭名昭著。第一个是王振，第二个是创建西厂的汪直，第三个是刘瑾，第四个是最要命的魏忠贤。阉党就是以魏忠贤为核心和首领建立起来的，他们干了很多坏事，打击了很多正派人物，并且以权谋私，为自己的家族谋得了不少利益。

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和丁易先生的《明代特务政治》都突出了明朝的两个机构：一个是东厂，专门侦缉官员的事务，由宦官统领；另一个则是锦衣卫。

明代的锦衣卫同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但是锦衣卫里处理刑侦事务的只是北镇抚司，是锦衣卫中的一个机构。而北镇抚司的校尉，又是为东厂服务的。东厂和北镇抚司、锦衣卫之间，既有系统之间的矛盾，又有结合，更多的时候是合作。东厂的缇骑、校尉，都是从锦衣卫过来的。这两个衙门对于官员的监督、稽查非常严格，如果谁犯了罪就会被直接逮捕，不是下到刑部大狱，而是下到锦衣卫的诏狱（明朝的监狱有多种，有大理寺的监狱，有刑部的监狱，这都是正常的监狱；另外有诏狱，是根据皇帝的诏令而将人逮捕进去的监狱，令人谈之色变；后来还有西厂）。人们对明朝宦官控制下的东厂和锦衣卫的北镇抚司非常痛恨，他们也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们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官员，不大针对平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针对平民。

所以我是这样评价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的：第一，毫无疑问，这是法外之刑；第二，有些时候这又是没有办法的，它们是对文官的制约机构。文官也并非都是好人。谚语有云“天下乌鸦一般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些都是说文官的。锦衣卫和东厂主要对文官进行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反腐”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国家机器里又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不过，明朝的宦官会给后人留下这么不好的印象，还有其他原因：第一，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文官、士大夫写的材料，他们对宦官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歧视；第二，这跟现在的舆论和媒体有关系。比如当代的几部优秀电影，《新龙门客栈》《龙门飞甲》《锦衣卫》等，都把明朝的宦官塑造成了反派角色，而人们对明朝宦官、锦衣卫、东厂的直观印象，大多来自这些影视剧。

所以，明朝是否亡于宦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宦官，特别是魏忠贤必须承担责任。以他为主体核心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把明朝仅剩的一点正义和精神耗费殆尽，而且他还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宦官主宰朝廷。

明朝宦官的参政是全方位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宦官的影子无处不在。我们上文说过，司礼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应的是外廷的内阁和吏部。而和明朝的兵部乃至户部对应的机构叫御马监，还下设两个营的军队，一个叫勇士营，一个叫四卫营，力量非常强大。地方有镇守宦官，一般叫镇守中官，嘉靖时期才收回。所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宦官都全方位参政，这也表明，明朝宦官是整个国家机器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但是，明朝宦官的专权却是可控的。

以司礼监为例，司礼监有掌印太监、提督太监、秉笔太监，但是提督东厂的既不能是掌印太监，也不能是提督太监，还不能是秉笔太监的第一人，而是秉笔太监的第二人。这就形成了一种制约。文书房在编制上是司礼监下属的机构，但文书房的工作直接对皇帝负责，司礼监的掌印、提督、秉笔太监都无权干预，这又是一种牵制。

明朝史学家王世贞说，不要看有些明朝的宦官专权得厉害，只要头天晚上从会极门递出一张两寸宽的纸片，专权的宦官第二天就会身首异处。实际上，都不用两寸宽的纸片，皇帝只要两天不见他，其他宦官就会把他弄死，因为他们是一个一个盯着的。

所以说，明朝的国家机器架构是一种全方位的制衡：以下制上，小官制约大官，然后上下相维；以内制外，宦官也接受十三道监察御史的监督，也在外廷的监督对象之中，然后内外相制。因此，明朝没有失控的条件。否则魏忠贤那么厉害，为什么崇祯皇帝能够刚上台就把他打倒？就是因为有全方位的制衡机制。

不过，由于明朝宦官的气焰十分嚣张，人们对宦官危害的感受就非常深。

说到对明朝宦官提出的最尖锐的批评，不得不提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在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中被下狱，自杀了，所以黄宗羲和阉党有杀父之仇。另外，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是东林党。所以他对宦官专权有极其深刻的感悟。

黄宗羲写了一本政治思想类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其中对于君主制和宦官的批判，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强音：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

这是黄宗羲对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明朝君主的批评，也是对清朝君主的警示。下面则是他对明朝宦官的批评：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明夷待访录·奄宦》）

当然，黄宗羲抨击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带有一定的极端性，但他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入清之后，黄宗羲也是前明遗老。经常有人说清朝黑明朝，实际上，真正黑明朝的是明朝人自己。从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明朝进入多元化时代，社会舆论逐渐开放，各种娱乐活动也随之而出。明朝的戏曲和小说常常描写当朝人，比如严嵩还未倒台的时候，就有戏曲在演“打严嵩”；海瑞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开始编造海瑞和严嵩斗争的故事。其实这完全是“关公战秦琼”，海瑞到北京做主事的时候，严嵩已经罢官回家了，两人根本没有交集。明朝人经常如此。

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对明太祖和明朝的“文字狱”的批判非常多，但是他用的很多材料都引自祝允明（祝枝山）的《野记》。祝允明这本书不仅名为“野记”，内容也都是道听途说而来的，有点像今天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内容不能说全是假的，但是会有添油加醋的成分。明朝人对明朝的这种黑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个性，到了明朝后期更是如此。

万历后期，朋党形成。齐、楚、浙、昆、宣诸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伐。天启后期，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形成。宦官专权的危害的确很大，国家大事他们通通不管，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党同伐异，造成了大量的冤狱。但是，我特别要说的是，明朝文官对于明朝的灭亡也难辞其咎。

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十分活跃，以他为首的八个宦官被外廷的文官斥为“八虎”。正德皇帝十五岁继位，他不喜欢老师，不喜欢读书，最喜欢的就是打架斗殴。他喜爱文艺，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他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好演员，但唯独不是一个好皇帝。内阁、六部的士大夫们觉得皇帝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不断警告正德皇帝，提醒他说：“你要和我们接近，不要和那些宦官接近。”正德皇帝陡然说：“先生们，难道天下事都是宦官败坏的吗？十个文官中，好人才有三四个，坏人倒有六七个，这不用我说，先生们也知道。”弄得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目瞪口呆。

正德皇帝说得并不错。崇祯皇帝继位后，当机立断，铲除了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中的宦官，以及依附魏忠贤并构成阉党的浙党、楚党、齐党、宣党、昆党等，赢得一片喝彩。但过了不久，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崇祯皇帝斥退宦官之后起用文官，而且用的都是舆论评价极高的文官，如钱龙锡等。但是，文官办不了事，没有担当，继续党同伐异。东林党和其他派系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的弘光政权。甚至到桂王政权时，他们还在继续闹。

晚明的一个极大的问题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意气用事，没有方寸，没有规矩，更没有是非。所以我在《“山人”与晚明政局》一文中指出：“庙堂已无是非，以江湖之是非左右之；而江湖之是非实为意气。朝廷已无主张，以舆论之主张左右之；而舆论之主张实为游戏。”

崇祯皇帝看到文官中有担当、有才干的人很少，畏事的人比较多，又开始慢慢地任用宦官了。有人向崇祯皇帝提意见：“皇上，你初政的时候贬斥宦官，现在为什么又开始用宦官了？”崇祯皇帝说了一句让文官瞠目结舌的话：“你们没有看到我用文官吗？用文官的时候，你们又办成了什么事？如果文官能干，文官能办事，我犯得着用宦官吗？”文官无言可对。崇祯年间，很多时候都是宦官监军办坏了事。可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文官的无能和无所作为，才造成了崇祯皇帝派宦官监军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左右，浙江著名的文官集团领袖倪元璐向崇祯皇帝推荐一个老头儿，松江人陈继儒。倪元璐说，如果能够把陈继儒请来，朝廷的事有可能办好。实际上这个时候陈继儒已经死了。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想起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指望他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满朝文武都干什么去了？

明朝可以说是文官集团意气风发的时代。明太祖曾经有意识培养明代士大夫的气节。有一个姓萧的御史得罪了明太祖，明太祖准备让人把他推出午门杀了。在推去午门的过程中，明太祖又觉得，此人不过是语言冲撞了自己，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如果把他杀了，好像处置太过，显得自己太意气用事，所以立即让锦衣卫把他押回来。萧御史回到大殿，明太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萧御史说：“我没犯错误，是皇上您犯了错误，所以我跟您提出来。”明太祖一看，哪有这么认死理的人，说：“继续，推出去杀了！”路过翰林院的时候，萧御史高声喊：“今天值班的是谁？你记下来，皇上无缘无故杀死了御史萧某某！”

明朝就形成了这种很有意思的风气：士大夫向皇帝提意见，皇帝要对他进行惩罚——或者是责骂，或者是廷杖，或者是罢官。但是士大夫受廷杖或者被罢官以后，出了皇宫，出了北京，声誉就更高了，大家都更加钦佩他。

明朝出过一个“四铁御史”冯恩。所谓“四铁”，是说他的膝、口、胆、骨都像是铁铸的，绝不屈服。冯恩是王阳明招收的最后一个弟子。当时王阳明在广西，朝廷派冯恩去慰问，他因此成为王阳明的弟子。后来他成为“四铁御史”，极了不起。

中国历代文官中涌现出了许多伟大人物，数不胜数。“唐宋八大家”都是文官。苏洵曾经屡次落第，他跟别人说：“考进士真是难，比上天还要难，比如我就考不上。”但是他有骄傲的资本，他又说：“考进士真是容易啊，像摘路边小草一样容易，比如我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说到文官里的伟大人物，也不能不说文天祥，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一线正气。到了明朝，内阁初起的时候，“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很伟大的文官。正德年间，中央有杨廷和，地方有王阳明。万历年间，又有张居正这么有担当、有才干的伟大文官。

但我还是认为，相对于宦官，文官对明朝灭亡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国家主要还是由文官在治理。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治国为安民，安民在治吏。”治国的目的是安民，安民要靠文官。

宋元明清时期，知府、知州、知县都被称为“亲民官”。他们和底层民众接触最多，最了解底层民众的呼声，也最了解国家政策，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民众需要的。他们的优劣、好坏，直接决定民众的福祉、地方的安定，所以王阳明提出：“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

为了维护好亲民官，历代朝廷采取了多种措施。吏部的重要工作是选拔官员，都察院的重要工作是监察官员，国家的制度很多都是为了澄清吏治而设置的。吏治好，政权就稳定，民众就安居乐业；如果吏治出现问题，整个社会都会出现问题。而文官正是吏治的主要构成部分。

明朝的文官一方面为国家治理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在为自己谋利益，而且常常贪心不足。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崇祯皇帝“责臣罪己”：

帝德好生，降罚必有所致。久祈不应，乃朕躬之悃诚未能上达，朝廷之德泽不能下沾。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涤肺肝，共竭悃诚，仰祗天意。（《明季北略》）

从上到下，所有层级的官员、吏员，所有的贵族、乡绅，被崇祯皇帝数落了个遍。谁说皇帝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他什么都知道，但积习已深，身为皇帝也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读者朋友们可以体会这两句话：“出仕专为身谋”，出来做官就是为自身做打算；“居官有同贸易”，任职以后，就像在生意场上做生意。这两句话把当时的官场面貌全部揭示了出来。

金庸的小说《鹿鼎记》很有意思，它揭露了中国古代官场的潜规则，其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千里为官只为财。”这句话可以说是明朝文官的一种画像，也是中国历代文官的一种画像。

当然，回过头来说，明朝的文官如果不贪污受贿，经济上就会非常困难。明朝坚持以农业立国，以农业税作为主体税，所以在“三饷加派”之前的两百多年间，税收不仅没有增加，反倒减少。因此，明朝的官员两百多年都没有涨过薪水，不但不涨，朝廷还通过“折色”等方式，变相降低官员收入，这要人家怎么活？所以很多官员都去经商、兼并土地了，当然，更多的官员直接选择了贪污受贿。

明朝官场风气的败坏，一方面是官员自身道德丧失，另一方面也跟朝廷没有很好地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有关。特别是明末，确实也有能为百姓、为朝廷谋利的文官，但是他们一旦卷入党争，人性就都变了。就像有些人，可能平常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看着很不错，但是一旦他们用化名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简直认不出来了，仿佛变了一个人。这就叫“风尚所致，贤者不免”。

明朝的文官到后来已经变质了。随着党争越来越激烈，随着他们对朝廷越来越失望，整个官场的文官也在破罐子破摔。不能否认这个时期仍然有很多伟大的文官，比如孙承宗、袁崇焕、史可法等，他们都是文官的优秀代表。但是从整个官场上来说，随着时代的推移，明朝从万历时期进入崇祯时期，眼看着农民军越来越壮大、清军频频入关，文官集团的主流趋势变成了放弃明朝政权，因为明朝已经无法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需要寻找新的主人，以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

在李自成建立大顺、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明朝的文官纷纷投靠李自成；在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的时候，明朝的文官又纷纷投靠大清。所以说，明朝的亡国和文官的主流群体放弃明朝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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