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八章 上计与赋税
张辽与郭嘉从军营中又回了太守府,准备明日微服私访之事,二人先在府中查看一些文书。
“主公,”正在查看文书的郭嘉突然抬头道:“如今正是上计之时,各县计簿已至郡府,郡府需编制计簿,上报朝廷。”
所谓上计,是各县令长于每年十月底前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状况编制为计簿,呈送郡府。郡府根据属县的计簿,再编制郡的计簿,派计吏于年底前赴京师,上报尚书台和司徒府。司徒府和尚书台根据计簿对郡守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予以升、降、赏、罚。
张辽笑了笑:“无妨,编制上报便可。”
他就任河东太守不过旬月,今年的计簿考核也算不到他头上。
不过他突然又想起一事,忙问道:“各县赋税如何?”
上计之时,还要上交税赋。
郭嘉饮了口蜜水,摇了摇头,道:“牛辅数万大军在河东与白波大战整整一年,征收钱粮颇多,各县状况都不太好。”
张辽脸一黑,咬了咬牙,道:“编制计簿时,一定要提到府库空虚,无力交税,就说是被牛辅数万兵马作战征收殆尽。”
郭嘉不由失笑,他就知道张辽会这么做,事实上,如果不是籍没了卫氏和范氏,如今郡守府库和谷仓也是空的,确实无税可交。
不想张辽眼睛一转,又道:“这样,先向司徒府和尚书台呈递一分文书,就说河东因战事消耗钱粮甚多,田地荒芜严重,民生凋敝,请求赈济。便是没有钱粮赈济,便是送些明年的种子也好啊。”
噗!郭嘉险些一口蜜水喷出,嘴角不由抽搐起来。
这不交税,还要反咬一口?
他还没张辽这么无耻,忙转移了话题:“主公,如今微服出行,却也要小心。”
“哦?”张辽一愣,笑道:“卫固、范先已灭,众豪强部曲皆被收编遣散,还能有什么危险?”
郭嘉道:“一者豪强之家仍有死士,二者编户之令下达后,寻常百姓还好,拍手赞成,唯有那些曾依附豪强、未曾编户的百姓怨言颇多,各县乡编户的阻力均不小,有两个县令提出暂缓编户之请,还有几个县令提议减赋,以缓解民意。”
“暂缓之事休提,至于减赋?”张辽摇摇头,笑道:“滥加税是愚蠢粗劣的政治手段,同样,一言不合就减税,也是一众傻白纯的政治手段。”
他看着疑惑的郭嘉,解释道:“税法是用于调控土地兼并、贫富差距、产业平衡、缓和社会矛盾的手段,不可随意轻变,只能因时而变,只有赋税沉重得百姓难以为生之时,才是该减赋之时。否则随意减赋,而后又会随意加赋,来回折腾,必然令百姓更是大生怨念。”
郭嘉听了张辽所说,所有所思的点点头,又问道:“如此,主公可有缓解编户怨言之策?”
张辽呵呵笑道:“编户,会让那些原本托庇于豪强的百姓多交口赋和算赋,所以心生怨言,如何能让他们自愿主动交赋,那便是我们该采取的手段。”
郭嘉不由奇道:“却不知有何手段?”
他的思维虽然天马行空,但对于一些弊政却也是茫然,这关系到朝政、民生多个方面,是很多大臣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张辽这个从后世来的人才能看的清一二。
看着郭嘉期待的眼神,张辽道:“让纳税之民享受到纳税者应有的待遇,特别是区别于非纳税百姓,这才是让百姓甘愿交税,化解他们怨言之法。”
“应有的待遇?”郭嘉若有所思。
张辽呵呵笑道:“比如说学堂,凡编户纳税百姓的子弟,有进入学堂读书识字、并被举荐做官的资格,而未编户百姓却不行。”
郭嘉眼睛一亮,不由赞道:“此举大妙。”他可是知道,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要读书识字做官是何等之难,他们更是何等的期望。
他相信,张辽此举一出,河东郡里那些未编户的百姓必然争相编户,甚至连外来百姓也会过来也说不定。
张辽又道:“再比如说,我准备在河东设置敬老居养院,孤儿院,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但只有编户百姓才能享受这些资格……再比如说,凡灾年赈济,编户百姓将优先得到赈济……”
“主公,足矣!足矣!”郭嘉不由大笑:“恩须从淡而浓,编户之怨可消矣。”
张辽呵呵而笑。
事实上,对于郭嘉先前所说的减税之策,他也不是没想过,甚至想更进一步,改革税法。
两汉以来的税法有个很大的特点,田税轻而人头税重。
汉高祖刘邦建国后,吸取秦亡的教训,为了与民生息,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十五而税一,及至文景之时,又有“田租减半”之诏,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东汉光武帝刘秀曾经实行过“十而税一”,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
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桓帝、灵帝增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田租,这个田租实在是很低了,比历代都低。
但两汉的人头税却极重,人头税起于商鞅变法,两汉沿袭,最主要的是口赋和算赋。
口赋是对七岁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二十钱,到了桓灵之时,口赋涨到二十三钱。
算赋则是对十五岁至五十六岁以下成年人征的“人头税”,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一百二十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每年二百四十钱。为鼓励生育,女子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有妇女怀孕者,免其夫算赋一年。
口赋和算赋是人头税,什么叫人头税?一句话,只要你这个人活着,就得交税!小时候交的是口赋,长大了就得交算赋!
人头税是交给了大司农,纳入国库,用于治理国家各项费用。
除此之外,还有献费,却是交给皇帝大管家少府的,凡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六十三钱,以供宫廷费用。
再者还有关税、酒税、盐税、车船税等一些收入所得税和劳役。
不过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所承受的主要就是沉重的口赋和算赋。
汉朝的体制多是仿照秦朝,税法改革不大,而从后世来看,这种税法的弊端极大!
降低田税而实行人头重税,虽然能在初期迅速恢复发展生产,但很快就造成了一个大问题,也是引发朝代灭亡的问题,就是加剧了土地兼并!
田税轻而人头税重,刺激了富户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因为富户豪强一家的人口是相对固定的,只需缴纳固定的人头税,但兼并大量土地,只需缴纳较少的田税,自己便能获得薄税的大量收入,所以他们越来越富,土地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收入微薄,但一家人口却不少,收入难以支撑相对沉重的人头税,为逃避难以负担的赋役,他们或托庇豪门,加强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或沦为流民,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如黄巾起义。
这样,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朝廷的户籍中消失,反而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进而对寻常百姓加收苛捐杂税,逼得那些寻常百姓也托庇世家豪强,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税法也是导致汉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对其改革,自然就是稍微调高田租,以亩收税,这样一来,土地多的就多缴税,能够大大缓解土地兼并。与此同时,减免口赋和算赋,减轻百姓压力,鼓励隐藏户口的佃农自己种田。
要知道,这些佃农如今托庇在豪强之下,虽然不用交口赋和算赋,却要给豪强缴纳五成的田租,意味着他们有一半的收入都给了豪强,他们心中又岂会没有怨言?
如果减免了口赋和算赋,田赋便是达到十之一,这些百姓权衡利弊轻重,也是甘愿离开豪强的,对他们而言,获得自由,自己种地当然更有好处。
所以张辽很想改革税法,但他现在没那权力。
税法只有朝廷能制定,如今他还在朝廷治下,估计自己这头一改,那头天子和董卓就要降罪问责,免了自己的河东太守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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